对话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对话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赵克明

 

【教育家简介】陶行知,中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改造中国教育的身体力行者。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其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是生活教育理论。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新课程倡导“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教师和语文课程同步发展”,如何贯彻这些理念?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课标”提出的建议和要求?怎样在教学中处理好师与生的关系?怎样才能成为适应新课程的语文教师?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课程实施者。带着这些困惑,我们来请教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陶行知先生。

 

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

赵克明: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先生您就倡导“教学合一”的理论,您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您为何要提出这一观点的呢?

陶行知:其时有这样两种先生、两种状况:第一种是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它,记它,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之制造家,学校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第二种的先生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上移到学生身上来了,不像从前拿学生来配书本,现在他拿书本来配学生了,他不但是拿书本来配学生,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们。这种办法固然比第一种好得多,然而学生还是被动的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何必又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终归还是不妥的。

赵克明:的确,先生您所指出的这两种教学其实都是“灌输式”的教学。那么您的“教学生学”,其基本内涵是什么呢?

陶行知:所谓“教学生学”,就是把教和学联络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赵克明:先生您所言,应该是对当今新课程积极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最明白的诠释。我们在实施新课程中之所以迈不开步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只会教书”,做“书本先生”,只会做包办一切的“保姆”。我曾听过不少教师的公开课,也多次参与过教坛新星、优质课评选等活动,总感觉“书本先生”和“保姆”比较多,平时的“常态课”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似乎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对于教科书上的每一篇课文都要条分缕析,面面俱到,讲全,讲深,讲透,惟恐有所遗漏会让学生日后责备;对于学生学习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交代清楚,叮咛嘱咐,一千个不相信,一万个不放心,惟恐学生会“迷路”“撞墙”。常听到老师说:“我们的学生学习主动性太差,老师不讲就不知道学,不教他怎么做他就不知道做。”反过来想一想,也许这正是我们当教师的太“好心”,“惯”学生的结果。

陶行知:若做先生的致力于教学生学,并在教学过程中自觉地训练学生摸索预习的方法,积累的方法,思维的方法,阅读的方法,写作的方法,探究的方法,合作的方法等等,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的一切真理,不难取之无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有些教育家主张的自动。所以,要想学生自得自动,必先有教学生学的先生。

赵克明:教师“教学生学”,目的是让学生“自得自动”。先生您所倡导的也正是当今新课程实施过程所期望的呀!

 

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赵克明:先生您还提出“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陶行知:就是以学来定教。怎么学就须怎么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也就是说教学应该合一。

赵克明:您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当时有教学不合一的弊端?

陶行知:正是。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自己的教法,配他的教材。换言之,就是先生操纵全部教学,而学生只能来帮助先生完成教学任务。这种教学不合一的流弊,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

赵克明:几十年后的今天,先生您所指出的这种流弊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大有过之。我们的课堂,几乎是有“预设”无“生成”,师生之间差不多是“授受”关系,教师基本上是“牵”着学生的鼻子转。我曾参与某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评选,连续听了十多节参评课,客观地说,无论是初中教师上的《背影》,还是高中教师上的《记念刘和珍君》《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都反映了教者具有较为深厚的语文专业素养,对教材的钻研都很深透,对课堂教学的设计都有独到之处,但是暴露出来的通病就是他们更多地把课堂作为展示教师的“舞台”,或口若悬河地演说,或声情并茂地示范,或自问自答地“走过场”,基本上把学生视为听众、观众、陪衬人,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供他们“上课”服务的道具。

陶行知:此正是不以“学的法子”来确定“教的法子”之过也。如果先生能不自高于学生,不以“自我”为中心,而充分地尊重学生,“蹲下来”看看学生,倾听他们的心音,了解他们的知识水平,知晓他们的兴趣点,明白他们的疑难处,给学生提供一个合作、互动、交流、展示的舞台,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获得成功的快感,总之是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学的法子,那么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学生一方面也就能够乐学、善学了。

赵克明:根据“学的法子”来确定“教的法子”,这正是“以生为本”思想,正充分体现了新课程“以学生为发展主体”、“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发展学生个性”的核心理念。

 

先生的教学须和自己的学问联络以来,要一面教一面学

赵克明:现行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建议“教师和语文课程同步发展”,其实先生您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能给大家重申一下您的观点吗?

陶行知:做先生的,不但要拿他的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不能各人拿从前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赵克明:在今天,“拿从前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者大有人在。相当一些青年教师自认为从大学系统学习的专业知识与理论足以应付学生,中老年教师自认为凭多年来在教坛上摸爬滚打的经验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读书学习似乎只是学生的事,已不是老师的事。据有关教师研究机构的调查表明,70%的教师平时只读教学参考书,做教辅资料上的题目,几乎不读文学作品和专业理论书,40%左右的教师竟从来没有看过专业杂志,甚至列举不出一本专业杂志的名称。在我们身边也随处可以见到凭一本“教参”包打天下的教师,或者靠网络支持(直接下载网络教案)应对一切的教师,他们只管“拿来”“送去”,依样画葫芦,没有思想,缺乏研究。

陶行知:拿从前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是教育界的通病。不少先生,看他书房里书架上所摆设的,无非是从前读过的几本旧教科书,就是这几本书,也还未必去温习的,何况乎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呢?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以进步了。这样的先生,教学分离,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执教几十年一直过着无限枯寂的生活。好的先生就不是这样,他们必定是一面指导学生,一面研究学问,做到教学相长,因为时常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这不但是教诲丰富,学生能多得些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材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畅快的事体。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是过来人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却觉得有十分的枯燥。

赵克明:先生的说法很有人性化。如今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因素更为复杂,知识更新的速度更快,对教师的要求较上个世纪更高,无论是年轻教师还是年老教师都要“与新课程一起成长”,要努力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继续学习,更新观念,丰富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要认真读书,精心钻研教科书,在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合作互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点拨与指导,实现教学相长,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条件,发挥优势和特长,努力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按照学校的规划,积极开设选修课,充分利用本校本地区的课程资源,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如此看来,先生您提出的“一面教一面学”显得尤为重要。

陶行知: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当,要想得教育英才的快乐,似乎要把教学合而为一,教育者永远是学习者。

赵克明: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先生之言,使我茅塞顿开,眼前豁亮。我想,我们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遇到困惑的时候,认真研读先生您的教育经典,虔诚追踪先生您的教育改造足迹,再来反思我们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眼前就一定能够亮起一盏灯,有这盏灯的照耀,我们一定会走得更自信,更坚实。

(刊发于《与大师面对面——穿越时空的对话》一书,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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